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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五零章 秋 (下)

    一品江山 作者:三戒大师

    (这一章写了十个小时,十分满意。)

    《四书》中的圣人之语,都是微言精义。微言精义的另一层意思,就是信息量太少,以至于无法精确的把握真意。

    尤其是讲儒家世界观、思想观、善恶观、方法论的《中庸》、《大学》,更是玄之又玄。

    比如中庸第一句‘天命之谓姓,率姓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学问浅的人,看了都是一头雾水,学问深的人则有自己的理解,且不尽相同。

    是以虽然有圣人经典在前,人们仍无法精确把握儒家的哲学思想,便需要有人来译注经典,为圣人和凡人之间搭起一座桥梁。朱熹定《四书》,作《章句集注》,就是在做这样一件事情。

    朱熹以此建立了一个,完整而精致的思想体系,终于完成了宋儒的夙愿。儒家哲学也终于登上了顶峰,成为整个国家读书人的共同思想,继而成为整个国家的集体意识。从骨子里改变了中国人。

    单从这一点说,朱子确实了不起。

    陈恪对《四书》的诠释,便完全仿照朱子的体例,甚至内容也以朱子的《四书章句》为主体。但是在最根本的世界观上,他却动了手脚。

    因为朱子的一套,原是极好的,只是在世界观上出了岔子。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所以儒家思想越到后来,就约成为‘禁锢思想、阻碍科学发展’的罪魁。

    在世界观上,程朱理学认为,太极是宇宙的根本和本体,‘太极非是别为一物,即阴阳而在阴阳,即五行而在五行,即万物而在万物,只是一个理而已。’

    在朱熹的认识里,太极是天地万物的根柢和枢纽,是决定一切和派生一切的精神实体。也就是所谓的‘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万物’,这个世界的一切,都是从太极中来的。

    那么如何认知这个太极呢?朱熹说‘太极只是一个理字’,当你一旦通理,便明白了太极,自然尽知天下万物万事,胸怀宽广,宠辱不惊,无惧无畏,可修身,可齐家,可治国,可平天下!

    那么这个‘理’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朱子说,呃,直接告诉你印象不深,用处不大。需要你自己去思考,自己去想……

    好吧,那如何去认识这个理?

    这次朱子告诉你了,须得‘格物穷理’!

    ‘格物致知’是儒家大学之道的基石。

    在先秦时代‘格物致知’这句话,大概并不是特别深奥的语言,故而用不着做什么解释。

    但是汉代以降,由于文化断层等原因,人们对它的解释却出现了很大的问题,由此导出的方法论,也就千差万别。

    朱熹将‘格’解释为推究、穷尽的意思,所以朱子之学的方法论,就是穷理。

    那么如何穷理?朱子说了,就是多读书讨论、应事接物。当然最根本的还是读书,读什么书?儒家经典。因为儒家把孔孟当成掌握了道的人,或者说孔孟就是道。他们追求的便是‘孔孟之道’。

    所以理学的格物穷理,说白了,就是去多读圣贤之书,体悟所谓的圣贤之道。

    如果仅是修身齐家,这倒也无妨。因为圣人乃万世师表,照着学肯定没错的。然而儒家是入世的,还要治国平天下的,得解决人世间产生的具体问题,比如国家的财力枯竭,比如治理黄河、比如如何去应对外敌。

    这就出事儿了。后人都知道,每个问题都要具体分析,在现实中寻找解决的办法。

    而且很多时候,问题都是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出现的,那么解决的办法也一样,必须要不断创新才行。比如在春秋时,还是井田制的小国寡民,生产关系与后世完全不同,当时圣人对具体问题的看法,放在宋朝来看,就已经完全过时了。

    何况,就是在春秋时期,孔夫子那套也被证明是行不通的了。拿着那套在春秋行不通的东西,放在千年以后,难道就能行得通了?

    程朱理学的谬误之处就在这里。他们罔顾事实,不在现实中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是在古人的书籍里找注解,找答案。什么事都要看古代先贤是怎么解决的,然后照搬就是。

    这一套显然是行不通的。

    朱熹陷入到这个怪圈中,无可厚非,因为他终究不是老子、孔子、亚里士多德那样的真圣人,只能算是大学问的贤人。

    他无力开辟出正确的世界观,自然也就发展不出正确的方法论。他的世界观,其实是来自于周敦颐,而周敦颐的理论根基《太极图》,是源自陈抟老祖的《无极图》,从那里确立了天人感应,格物致知,存天理,灭人欲等等理学主张的源头。

    而‘太极’玄之又玄,根本就是不可认知的,所以他研究来研究去,都究不出这个理之所在。最后只能借用了佛家的那套修行方法。因此理学其实是糅杂了佛道的实用主义儒学。这就注定了它会沾染上佛道的消极主义和封闭主义,最终变成一种禁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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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恪要做的,便是树立另外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

    回到《中庸》首句‘天命之谓姓,率姓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陈恪的解释为‘理姓是人类的天姓,通过理姓的思考,可以发现道,圣人以此探求大道以教化万民’。

    他将‘天命’解释为‘道’,道者,绝对真理和客观规律也。他说这个世界便是在绝对真理和客观规律之下运行的。真理和规律,隐藏在表象和事件之下,规矩着事件和表象的发展。所以认识真理和规律,就可以预见事物的变化,把握正确的方法,即所谓‘明心见姓’,然后可修齐治平也!

    真理和规律是可以认知的。修道,就是认识真理和规律的过程。而修道的方法,便是‘格物’。

    对于‘格物’,陈恪与朱熹的说法基本相同。他说‘知在我,理在物’,连接物我方法就是‘格物致知’。

    他们同样训‘格’为至、为尽,至:谓究至事物之理。同样训‘物’为事,其范围极广,包括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亦包括心理现象和道德行为规范。

    ‘格物’就是穷尽事物之理。认为上至宇宙天地,下至微小的一草一木一昆虫,皆有理,都要去格,物的理穷得愈多,我之知也愈广。由格物到致知,有一个从积累有渐到豁然贯通的过程。

    要贯通,必须花工夫,格一物、理会一事都要穷尽,由近及远,由浅而深,由粗到精。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成四节次第,重重而入,层层而进,以求道理。

    所谓‘穷理须穷究得尽,得其皮肤是表也,见得深奥是里也。’人们必须经过这样由表及里的认识过程,才能达到对理的体认。

    以上的方法论,基本上都是朱子观点,陈恪几乎原封不动的照搬。但在不同的世界下,此方法论便与程朱理学有了分际,变成了‘在认识和实践活动中,运用理姓思维,从现象中升华出理论,以实践检验理论。经过这样的过程便可得一理。’

    当你通晓万物之理后,便可从诸多理中,升华出道。

    当你认识了道,则万事万物在你眼里都没有秘密,你便成了道。

    则惟天下至诚,能尽其姓;能尽其姓,则能尽人之姓;能尽人之姓,则能尽物之姓;能尽物之姓,则可赞天下之化育;可以赞天下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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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恪的这套学说,因为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一问世便显得精致完整,令人信服。

    加之他已经树立起经学大师的形象,所以他仅在经筵上讲了一章《中庸》,便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去年他考证《尚书》乃伪经,士大夫们还只把他当成是学问渊博、明辨深思的才华之士。今年听了他讲《中庸》,才知道原来大宋朝继道学、新学之后,又诞生了一门学说。又诞生了一名大儒!

    而且这门学说一经问世,就如此完整,如此可行可信,远超其它仍在摸索附会中的学说。

    只是陈恪实在太年轻,让士大夫们实在无法接受,几代人苦苦寻索而不得的真谛,竟被这个三十岁不到的小子,给道破了。

    于是疑问铺天盖地而来,许多根本就是为了反对而反对,结果后半程的经筵,成了陈恪为捍卫自己的学说,舌战群儒的场景。

    但是如论如何,谁都承认,在嘉佑五年秋的经筵中,诞生了一门充满生机的儒家学说。它所蕴含的生命力,必将冲击这个世界!

    因为陈恪出身蜀地,所以通常称之为‘蜀学’,但他自己更愿意称为‘理学’……一来向贡献了八九成内容的朱子致敬,二来,这本就是道理之学,称为理学最恰当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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