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办，因为拉德尔博士说狼疮的感染渠道不清。我便同吉姆安格尔顿商量。他说他要查查苏联的科技文献，看看他们是否了解狼疮病。过了一两个月以后，他寄了一份狼疮病的论文给我们，这是他从一份俄文科技杂志上翻译过来的。这篇论文是几年以前发表的。安格尔顿说，在所有能查找的苏联文献中，他们只找到这篇论文。根据这篇论文，苏联人在小白鼠身上做实验时发现狼疮是由一种特殊的化学制品诱发的，但用这种特殊的化学制品暗杀盖茨克尔不太可能，因为在人体内诱发狼疮需要使用大剂量的化学制品，而且还得经常使用。我把这篇论文送给拉德尔，他对苏联在这方面的研究水平感到吃惊。他确信盖茨克尔不可能被有毒的咖啡或饼干毒死。但他说这篇论文是七年前发表的，因此，如果苏联人一直在进行这方面的研究，那么现在可能已经发明了小剂量的，甚至只用一针就可以致命的药物。他说除非做大量的科学实验，否则无法证实这一猜测，但现在波顿草原的任务已经超额了，不能再接受这一任务了。
    我说我要回去同上级商量一下这个问题。于是，根据拉德尔的情况我又写了一份报告，并同拉德尔本人核实了一下报告的内容。我回到军情五处同他们详细讨论了这件事，大家一致认为在没有进一步掌握苏联人确实使用了这种药物来进行暗杀的证据之前，我们不能贸然行动。在以后的几年里，我密切注意收集各种证据，并要求拉德尔也进行这项工作。不用说，我们再没有发现什么人死于狼疮。当然如果军情五处的上层人物中有人向苏联人泄密，那苏联人一定会知道我们在怀疑。因此，我敢肯定，他们再也不会在我们中间使用这种方法了。
    这时哈罗德威尔逊已经当了首相，因此他必然受到了军情五处的注视。威尔逊在担任首相之前，曾在一个东西方贸易机构中工作，并多次访问过苏联。军情五处很清楚克格勃会想尽办法使来访的人落入圈套，因此他们提醒威尔逊警惕苏联人的诡计。在威尔逊继盖茨克尔担任了工党领袖以后，工党与军情五处之间的摩擦又增多了一个根源。威尔逊在身边收罗了许多东欧国家的侨民商人，而这些人中有些正是军情五处所要调查的对象。
    一九六四年哈罗德威尔逊任首相后，安格尔顿专程前往英国拜访当时主管反间谍工作的弗琼斯。安格尔顿向我们提供了许多非常机密的情报，然而他却不肯透露情报提供者的真实姓名。根据安格尔顿的情报，这个情报源指控威尔逊是苏联间谍。他又说，如果军情五处能够保密，不让政界知道，他就愿意提供更加详细的证据和情报。这种指控的确使人难以相信，但安格尔顿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反间谍处的处长，我们只好认真听取他的报告。毫不奇怪，军情五处的负责人对安格尔顿提供情报时的态度感到非常不安。他们深思熟虑以后，拒绝接受安格尔顿对使用这一情报的限制，结果我们再也没得到什么情报。然而我们还是把安格尔顿的情报记录在案，代号为燕麦束。
    霍利斯退休以后，由弗琼斯任局长。我去找琼斯，告诉他我正打算去美国访问，并问他是否可以同安格尔顿谈谈燕麦束问题，了解更多的细节。他同意了，但却反复强调我们不能在安格尔顿面前对他提供的任何情报承担保证。在华盛顿，我会晤了安格尔顿。他故伎重演，含含糊糊地告诉了许多同苏联人秘密会晤的情报，但当我追问细节时，他却没词儿了。从我的惨痛教训中，我深深悟出了安格尔顿具有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捏造证据的本领。
    燕麦束事件不过是个插曲。六十年代末，根据军情五处的情报，苏联已经在工党里安插了内线。首先捷克斯洛伐克的叛逃者弗罗利克和奥古斯特来到西方并列出了一连串工党议员和工会骨干的名字，他们都是被苏联人成功地招募过去的间谍。接着我们又从奥列格利艾林那里得到了最富于灾难性的情报，当利艾林在原来工作的地方进行间谍活动时，曾对军情五处谈了他的朋友瓦伊果卡斯的情况，瓦伊果卡斯是克格勃的官员，公开身份是苏联驻伦敦贸易代表团的工作人员。利艾林告诉我们，瓦伊果卡斯曾声称同哈罗德威尔逊的好友、立陶宛流亡分子约瑟夫卡根有过交往。卡根曾向威尔逊的私人办事处提供过资助，而且大选时曾借给威尔逊一架飞机，此外威尔逊还穿着卡根的雨衣照过许多照片，而卡根的雨衣是瓦伊果卡斯在利兹附近的一家工厂里做的。
    军情五处自然对查明卡根是否与瓦伊果卡斯有关一事感到非常焦急。我们对瓦伊果卡斯进行了严密的监视，并想到他的工厂去招募一些间谍。一九七一年在驱逐一百零五名苏联间谍以后，我们终于见到了这两个人。当时哈罗德威尔逊已经退休。他找伦敦警察局长、一家卡根公司的顾问阿瑟扬爵士。威尔逊要他设法让他同军情五处的人见面，谈谈卡根的情况。弗琼斯认为威尔逊提出这一要求相当奇怪，然而，他还是同意派哈里沃顿去同威尔逊见面。沃顿当时正在负责处理利文林的叛逃事件，他向威尔逊介绍了利文林指控卡根与瓦伊果卡斯有交往。威尔逊明确告诉沃顿，他根本不知道这个情况，也没同卡根讨论过这种事。卡根后来承认在下棋时见过瓦伊果卡斯，但却矢口否认参与过间谍活动。